一、汉口中央银行之沿革

    民国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广东中央银行宣告成立，由宋子文任行长。继而，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于十五年十二月攻克武汉。为解决财政金融方面的种种问题，国民政府迅速制定汉口中央银行组织法，积极展开银行的筹备工作。

    民国十六年一月二十日（即阴暦十七日），汉口中央银行正式成立，行址在特二区一德街八号，先后有胡大昌、南夔、陈行等人担任经理。该行系以湖北官钱局资产担保发行金融公债，转向汉口各商业银行抵借现款3167925元作为资本金，主要业务是代理国库和省库，发行大洋兑换券。该行对外虽声称乃中央银行汉口分行，然从其组织法第一条“本行业务由武汉政治分会委员会监督指挥之”来看，当具有独立之性质，与广东中央银行不相统属。

    同年三月“宁汉分裂”，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经济封锁办法，想把武汉国民政府困死。武汉政府于四月实行现金集中，流通不兑现纸币，导致汉口中央银行钞票币值急剧贬落，市面出现停顿状态。

    十一月十一日12时左右，财政委员会邓寿荃及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副官长，率士兵二百余人前来中央银行，声称奉唐生智总司令命令，前来提款。经卫戍司令部等制止无效，结果毁库挖墙，将该行库存现洋、钞票等均洗劫一空。至此，汉口中央银行顿失营业能力，旋因武汉政府的失败而宣告终止。

    至于后来上海中央银行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另设汉口分行之情节，与前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汉口中央银行并无任何瓜葛，就自当别论了。

    二、集中现金

    谈到汉口中央银行时，自然免不了要谈“集中现金”。集中现金是宁汉对立时武汉国民政府为了对付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而采取的相应政策。当时，南京政府一方面下令禁止汉口中央银行钞票在其统治区域内流通，另一方面又大量吸收武汉市面的现金，并鼓励商人在上海低价收买汉口中央银行钞票到武汉购买土产运往上海，转售现金。这样一来，原流通于长江下游的汉口券大量流回武汉，致使武汉政府的纸币出现挤兑和贬值，最终目的使其在经济上彻底崩溃。

    对此，武汉政府乃召集各业会议，组织战时经济委员会，于四月十七日宣布集中现金政策，并颁布条例如下：

    第一条、国民政府为维持金融集中现金起见，特颁本条例。无论何人，均应遵守。
    第二条、凡完纳国税，流通市面，均以中央银行所发汉口通用纸币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之汉口通用钞票为限。
    第三条、凡持有现币或其他商业银行纸币者，得向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及各邮局随时兑换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纸币。
    第四条、凡收付银两，均用纸币。每元法定七钱一分，不得自由增减。
    第五条、非经财政部特许，绝对禁止现洋、现银出口。
    第六条、凡拒收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纸币，或收买现币，或抑勒纸币的价格；或抬高物品市价及其他违反本条例规定之行为，经人民告发，查明确实者，按律严办。
    第七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但由于长江封锁，使百业停滞，税收日少，加之军需浩繁，入不敷出，因此武汉政府只能依赖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不久纸币亦已用尽，无奈于六月间发行国库券九百万元充作货币流通，同时也发行有奖债券谋集资金。然终因货币的彻底贬值，致使政府威信扫地，社会人心恐慌，汉口遂成为百业停顿的死市，最后集中现金风潮也终以宁汉合作而无形取消，但是武汉一带所遭受的各种经济价值损失估计则不下于1亿元。

    三、中央银行汉口地名券

    汉口中央银行开幕之时，就发行了蓝色壹元、桔色伍元、红色拾元、蓝黑色伍拾元和壹百元五种兑换券，发行总额最高时多达1900余万元。此项钞票均为民国十五年版，由美国钞票公司承印，正面两边有中文的“汉口”地名，背面有“HANKOW”的英文地名。另有民国十六年版辅币券伍角一种，属就地印制。是项汉口券由宋子文和陈行（健庵，英文名John H. Cheng）英文签名。

    央行汉口券在发行初期尚能十足兑现，但不久跌价风潮却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钞票壹元只值现洋壹角了；到宁汉合作时，已悉数沦为废纸。其结果是：至民国十七年经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议决用公债整理（对象包括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汉口券和国库券），由财政部发行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4500万元限期收回。

 陈行（1890-1953年），字健庵（英文名John H. Cheng），浙江诸暨店口人。系遗腹子，赖长兄春葆扶养长大，春葆以磨豆腐为生，倾全力供弟读书。至十六七岁时外出谋生，结识河南随县知事言某，言见其聪明过人，乃资助其东渡日本学造纸。归国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化学；1917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入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学经济兼化学，赴美途中，结识宋子文，后两人长期共事，终成莫逆。1921年硕士毕业回国，任汉口中华懋业银行经理、武昌造币厂厂长。1927年曾任汉口中央银行行长，1928年后历任财政部金融监理局局长、钱币司司长、上海造币厂厂长等职，因与宋子文、孔祥熙交厚，故长期担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兼副总裁，但政声不佳，尤其曾因官僚勾结投机金融，被国人讥讽为“祥熙不祥、陈行不行、子良不良、徐堪不堪”。1949年赴台，1953年卒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