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银行民国十八年国币券发行始末
Hupehnote 发布于：2022-8-8 23:08 分类：钞券欣赏 有 2750 人浏览，
1932年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统揽军事并直接控制军队，但所需经费却受制于财政预算的相关规定，能够直接调配使用的金融资源甚为有限。在此背景下，蒋介石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直接受其控制的金融机构。
1933年3月，蒋介石把鄂豫皖三省“剿总”内部的农村金融救济处改组为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公告：“现为兴复农村经济、供给农民资金并促进农业生产之改良进步起见，特创办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蒋介石自任理事长。4月1日，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在汉口正式开业。依照四省农民银行条例，蒋介石以“内以充实本行运用之资金，外以增高农民融通之额度”为由，命令农村金融救济处处长郭外峰发行一角、二角、五角三种小额流通券，并依照现金准备六成、保证准备四成的标准办理该券准备金。
四省农民银行运营初期，由于资本微薄、营业区域有限、社会认同度低，该行流通券发行总额至1934年底只有566万余元。四省农民银行在最初成立的一年内，主要经营业务尚集中于农业信贷与农村救济。1933年7月，蒋介石曾指示四省农民银行将调查、救济农村经济作为各省分行的“惟一任务”。然而，随着1933年底开始第五次“围剿”江西红军的军事行动，四省农民银行开始更多地担负起军事经费调拨、国营企业贷款等业务。由于钞票面额小、发行量低，难以满足这些“新业务”的需求，迫切需要发行大面额纸钞。
1929年湖北省银行开业之时，曾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了一、五、十元国币券三种、共计2000万元面额的纸钞，因国民政府对省级银行发行国币券规定为一元及辅币券为限，这批纸币一直被财政部扣押在中央银行总行。对于想扩大发行大额纸钞的四省农民银行来说，这批巨额纸钞显然是难得的稀缺资源，蒋介石通过几番交涉，说服宋子文将这批钞票拨还给湖北省银行。作为利益交换，湖北省银行同意与四省农民银行组建公库，协助其扩大纸币发行。1934年1月，“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湖北省银行发行兑换券准备金公库”（简称“两行公库”）在汉口正式成立。湖北省银行董事沈肇年担任“两行公库”主任，副主任由蒋介石表弟孙经镶出任，二人共同负责筹备纸币发行。从1934年3月1日开始，以湖北省银行名义发行民国十八年版一元、五元、十元三种兑换券，券面加印“汉口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湖北省银行公库兑现”字样，由四省农民银行发行之券，其左右上角加印“农”字；省行所发加印“省”字，以明其责。湖北省银行所发数额极少，尤其十元面值更少发行。
“两行公库”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着比较稳健的纸币发行速度并比较好地遵守公开的准备金检查制度。到1934年底，两行公库共计发行415万元兑换券。1934年9月，徐继庄就职四省农民银行第二任总经理，同年11月，徐继庄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的名义，从公库提取200万元到福建使用，并拒交准备金。“两行公库”主任沈肇年认为，若无准备金，则整个兑换券信用都会受到影响，而且章程规定兑换券只限在豫鄂皖赣四省内行使，不能越境到福建地区流通。徐继庄的“违章行事”显然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意。11月5日蒋介石电令徐继庄解散湖北省银行保管库、收回钞本，并将该行钞票收归行营管理监督。“两行公库”的运行体制无法满足蒋介石自由调配资金的现实要求，随着蒋介石对江西红军完成“围剿”和平息“福建事变”，国民党军队逐步向东南、西南、西北地区扩大势力，四省农民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和资金流动区域也随之超出豫鄂皖赣四省，因而必须进一步扩大其营业区域和纸币发行额。1934年底至1935年4月，四省农民银行先后在福州、厦门、上海、杭州等地设立分行，并启动西安、兰州分行的筹备工作。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军事需要，蒋介石开始筹划将“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1月“两行公库”宣告撤销，同年4月1日，四省农民银行扩并成为中国农民银行，两行公库存有的1585万元湖北省银行未发行兑换券被农行接收保管，其中有1220万元湖北省银行未加印签字及两行公库兑现字样的钞票遂后经财政部核准加盖“中国农民银行”标识并在市面发行，直至法币改革之后仍在使用。
综上所述，湖北省银行民国十八年券钞的发行，与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及后来的中国农民银行密不可分。由于加盖“农”字和“省”字的纸币发行时间短暂，在88年后的今天，钱币收藏市场上已是难觅其踪迹，稍后加盖“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也是佳品难求。现将此版纸钞分享给币友，共同欣赏。
无加盖样币券
加盖中文“样本”样币券
加盖两行公库样币券
加盖“农”字流通券
加盖“省”字流通券
加盖“中农”字样的样币券
